翻旧报纸读到竹间在文章《你是知识分子吗》中引述萨义德《知识分子》中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者——受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谈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和见地，知识分子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的判断，不轻易受外界的影响，永远与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永不妥协的质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如果以这个定义来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可想见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成为一个阶层，基本上已经成为绝响。正如我在《知识分子或智识分子》里写的那样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包含两个层次的概念：一是知识和见识，二是智力或者智慧。前者易得，而后者难寻，扁平化的知识获取方式使得知识分子的基础逐渐变为一个陈旧的概念。萨义德的这个新定义只是将这个黄昏阶层赋予一种全新的内涵。

如果将萨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称为“新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甚至只是一个对于独立人格的基本描述。萨义德涉及的知识分子核心正是建立于独立人格的定义之上：1、直面社会；2、独立立场。

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新知识分子不仅要面对这个社会，更要游离于这个社会，保持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如此才能保证独立的视角和客观的立场。

萨义德甚至强调，“即使是在战争那样的危急时刻，即使会有被视作叛国的危险，真正的知识分子仍旧应当用自己的头脑去拷问自己民族的行为是否正当，并对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行为 进行严厉的抨击，无论那些行为来自哪一个阵营。对于将社会的团结置于个人独立之上的那些反对者，萨义德问，我们希望自己听到的是独立的声音，还是一个政 府、一个游说团体、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理念？ ”

——这恰恰是对新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在民族性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往往要被迫选择自己的立场，而这恰恰是新知识分子丧失批判精神“滑铁卢”。在一个目的、一个理由、一面旗子、一种声音的原则下，所以的矛盾被掩盖，所有的不合理行为都变成了民族性的要求，知识分子转变立场和面对群体压力而被迫失声，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实。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国度的新知识分子注定要面临存在的痛苦，那种被“流放”的切肤之痛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事实，他们是政治家，也是诗人，是游离于社会的观察者，也是思想的捍卫者和殉道者，他们往往感性而必须囿于理性，他们感觉孤独而又必须为大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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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伪自由书》里曾作了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以焦大酒后骂贾府起言，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想想也每每如是吧。

这不识字的奴才自然是不大懂得说话，而新月社的诸君们就懂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的尽量不让主子难看，识得看党国的眼色也就知道那时文人学士的聪明了。

人毕竟时间进化的，今日的学者专家们比几十年前刚开化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们要聪明的多了。何止时常察言观色，一个红头纸下来多少都要揣度下圣意的。大人有言，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全在乎自己。于是表面上看来，咱们这新时期新气象，倒真的是整齐划一的紧。

大人说，不能骂爱国的群众，也不能诋毁爱国群众的爱国行为，也不能转移爱国群众的焦点，当然，还要加上一句，也不能报道抗议家乐福。于是，爱国群众就是他妈的党国的精英，反对的声音都是狗屁，不能熄灭爱国群众的热情，又不公开支持抵制家乐福。这就是狗屁的政治，这就是这个人人都知道，却全都装作看不见的可鄙的现实。

就算如某位领导那样恬不知耻的自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咱们有了言论自由的门禁，却似乎已经没有人懂得说话了。人有人言，狗有狗吠，如今倒真是和谐社会，人狗同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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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科幻世界》上读到一篇小说，写的大约是，未来的精英科学家们推算太阳将在某个时间燃烧殆尽行将崩塌，为了延续人类文明，世人紧密团结为地球进行了庞大的工程改造，在某个时间将地球推离原有轨道，希望能在浩瀚宇宙寻找另外一个太阳系。

漫长的星际旅程渐渐令世人产生了怀疑——离开太阳系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当预定的时间到来之后，太阳却并没有如预期的崩塌。于是世人们将愤怒发泄到这些科学家身上，判决将这些科学家驱逐出地下城市。科学家们带着愧疚和遗憾从地下走上地面，在冰封的大地上凝固成以尊尊冰雕。

就在世人诅咒这些带领人们误入歧途的科学家的时候，太阳就在遥远的太空崩塌了。

关于政治的成见总是会在精英政治和民主制度之间产生争议，到底是代表着社会财富、能力和智慧的精英集团还是真正的民主决策机制能带给社会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难以逾越却总是被讳言的命题。

尽管民主有时候会带来完全错误的结果，但作为社会制度，民主仍然是最优的决策制度。因为，首先群体的决策和个人的决策，前者显然更加公平和公允，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其次，公众同样有选择错误的权力，因为选择的结果的承担着就是他们本身，这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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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情宣扬的环境下，多数人都会选择自己的立场，似乎不选择立场就是不爱国，选择与多数人不同的立场就是汉奸。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爱国与否更不是几个愣头青就可以盖棺论定的。政府的失声和纵容，更是政治丑恶和卑鄙的明证。

真的爱国行为应该是致力于向西方群众传播事实和真相，消除西方媒体的偏见和西方民众的误解，而不是试图用一种声音压住另外一种声音，更不能依靠谩骂和暴力让对方就范。一味的鼓吹民族对立和种族仇恨，只是头脑发昏变成被利用的棋子，要记得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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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存在词语的禁忌？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文雅、粗俗和中性来简单的区分词汇，那么究竟是什么规则将词语进行这样的划分？如果说一个词在产生的时候就是粗俗的，那么为何还会诞生和存在，如果真的需要将一个词列为禁忌，那么为什么作为禁忌的它还能延续下去？

性与排泄物

似乎大多数的禁忌词都源于性和排泄物，所谓的粗口也大多与性交有关。究其本质而言，“日”、“靠”和“做爱”其实是一样，但人们却普遍认为前者是粗口，而后者是中性词。就如周星驰电影里的“屎尿屁”在过去往往成为为道学们所不齿的理由。

又比如，女性的月经往往在悄悄的对话里被替换为“亲戚来了”、“大姨妈”、“每月的那个”。时至今日，男同胞们对于站在女性内衣店仍然会感到尴尬不安，因此在女性内衣店门前常可看到独自徘徊的优雅男士。大街小巷处处皆是的性用品店仍然被含蓄的写作“夫妻用品店”、“成人用品店”，而前往的顾客也往往是遮遮掩掩，避人耳目。

传统与道德判官

道德，在大多数时候充当了禁忌的判官，不合道德的行为及物的指代词都成为禁忌的对象。至于为何性与排泄物会成为道德的对立面，这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但我们知道的是关于性与排泄物的传统禁忌在现代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过代代相传的持续强化而为更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比如父母、老师总会告诫你，“cao”、“TMD”这些词是粗口，说这些话的孩子不是乖孩子之类的说教。

一个故事揭示了传统是如何运作的：

妈妈煎牛扒总是将牛肉切成两块，用小锅煎两次，玛丽问妈妈，为什么不用个大一些的锅一次煎呢？妈妈回答说，我小的时候，外婆就是这样煎的。事实上，外婆小时候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只有小煎锅。

神圣与邪恶：词的“魔力”

词语之所以有粗俗与文雅的区分，原因在于词语是物的指代，但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词语有着更为割裂的划分，词语被认为是神圣的、或者是邪恶的——词语的“魔力”。信徒往往认为某些词是具有可以和神或者魔鬼进行沟通的。比如，念经往往能让信佛者以为有佛祖庇佑，而基督徒的赞美诗则让他以为自己能更接近上帝，而口中呼唤魔鬼的名字则可能引来真正的魔鬼。这些被熟视无睹的关于词语的禁忌在宗教（不仅仅是在宗教）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宗教也是一种权力，在失掉了世俗权力的时候，仍然掌控着精神世界的权力。宗教对于神圣的需要，使得词语在词性上被附加了神圣与邪恶之分。《圣经》里“十戒”写道“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而在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黑猫”和“乌鸦”是邪恶的象征，看到或者提到都会让人恐慌。

最后的禁忌：政治

就和“华宝投资”、“tanm”在某个时间突然成为禁忌词一样，“东藏”、“XZ”、“DL”也一夜之间成为了热门词汇。尽管这些词在世俗世界是真实的存在，但你总会感觉到这些词是不能直呼出来的，是忌讳的。因此，这些丰富的委婉语作为禁忌的杂草诞生了起来。

就像奥威尔的《1984》一样，世俗权力总是会以为从人们的记忆里将某个词删除，那么就能保持人们的思想的纯洁性。他们理所当然的以为，当人们没有词来描述某个思想的时候，那么这个思想就不会存在。

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但有时我会自我解脱，郑渊洁说只需要认识500个汉字就能当作家，那么我们的《新华字典》啥时候才能删除到只剩499个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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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些人以“爱国者”自居，以“汉奸”和“走狗”为名为你戴帽子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些光荣和阴鄙的词语下面，你被剥夺了话语权，准确的说，你是被剥夺了平等辩论的权利。

什么是爱国？

当这些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为自己这可鄙的政府辩护的时候，你会发现“洗脑”是如此的有效，有效到那么多早已成年的人依然缺乏判断力和思辨能力。

有人说，“爱国心是基于大义，本于大德”。平等自由是大义，公民责任是大德。而口口声声的爱国者们，你们的“爱”又是基于什么？爱国就是无条件的爱政府，爱你的“党国一家”？一个美国博物学家说：一个爱国者必须随时准备和政府斗争，以保护他的国家。而我们的“爱国者”却蜕化为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以为政府就是国家，爱国就是爱政府。与这样的“爱国者”辨析何为“爱国”，那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也因此政府成功的将权力凌驾于公民权之上。

中国人习惯于“家丑不可外扬”的道德规范，自然就会诞生“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政治理念，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国际准则下，中国政府将自己的一切归结于内部事务，也将自己定位为全民大家长的身份。于是这个“老祖母”就颐使气指，让自己的命令超越法律、道德和公民权。因此，你“维权”就是和老祖母作对，所以“维权”这么个正义的事情，在政府嘴里就变成“大逆”了。

什么是好的政府？

就像有开明的外祖母和守旧的外祖母一样，政府同样有好的政府和坏的政府。歌德说，好的政府“就是指导我们自己去治理自己的政府”。对应的，坏的政府就是什么都管，什么都包办的政府。

至于那些对于自己的丑陋遮遮掩掩，对于他人的是非指指点点的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无耻是一样的。当然，用道德衡量政府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政府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公民利益。

只是，身为一个公民，当我不敢说出自己的话的时候，当我面对无数禁令无所适从的时候，你还跟我说，我们这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实在是让我反胃。

什么叫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就是为政府说假话、大话、瞎话不会脸红的人，也就是为政府昧着良心说话不眨眼的人。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饿了，没有钱去买吃的，他就能去偷，去抢，去抢银行吗？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这样维护政府行为的话语的时候，可能都忘记那位德新社记者的提问：

“我是德新社记者，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

那些对于东藏的历史、暴乱的根源一无所知的“爱国者”们，撇开你们“爱国”的旗号，与这样答非所问、转移问题实质的新闻发言人有何区别？一味的指责西方媒体的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报道，有没有首先看看自己国内的媒体有没有真实的负责人的报道？那些语气一致，言辞如一的新闻稿无一不是经过中央新闻机构授命而为。这样的新闻，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相信，又谈何西方媒体的不负责任？

一个不珍惜自己公民地位，不争取自身公民权利的人，谈不上爱国，一个不关注国家未来，不质疑政府行为的人，更谈不上爱国。爱国之本，乃是在于维护公民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政府的面子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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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觉得国外媒体总是给中国形象抹黑，就拿东藏这回事吧，部分西方媒体就是有的没得、捕风捉影，非要给中国政府一个藐视人权、暴力独裁的标题。

国内媒体语气的整齐划一，那咱是不言自明的，只是为何国外媒体却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报道呢？难道在21世纪，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操纵话语思维？

想想大多数西方媒体获取中国信息的方式，也就明白这里面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这世界，偏偏就是你捂的越紧的，人们就越是想知道。西方的媒体自由，使得他们不像国内被阉割的新闻自由，他们会从多种渠道获悉中国敏感事件的信息，实事求是、实地调查的渠道不通了，子虚乌有、道听途说的消息于是漫天飞舞了。

去年某位官员不是说咱们中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吗？然而如此自由的国度，老外甚至还分不清中国人和尼泊尔人的外貌区别，甚至分不清中国警察和印度军警的制服差异。这就是我们自由国度的境地吗？

老外对中国的印象多半是遥远、神秘，以及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太多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充满好奇，而又怀有恐惧。这是一个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国度，却又是不断推卸自身国际责任的国度，这是一个标榜开放并逐渐全球化的国度，却也是一个政府管制新闻媒体，阻遏互联网自由的国度，这是一个不断加大决心打击贪腐的国度，也是一个谎话连篇、没有道义的国度。矛盾纠结的认识，使得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注视往往带着有色眼镜，人权、自由、民主是他们一直喋喋不休的话题。

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年代，新闻管制是政府控制舆论的灵丹妙药，但在互联网时代，新闻管制显得是如此的愚蠢和无能。新闻管制不仅仅是自毁长城，让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逐渐丧失，更使得外界对于中国政府的形象缺乏理解，丧失了政府公关的良好机会。

不要责怪西方媒体的不符实际的报道，在那大叫“还我清白”。在信息权力化的中国，这是必然的。就像维基百科被GFW的时候，某位朋友说的，当此之后，维基百科上的台湾条目信息都将是台独势力的天下。

这才是重点，新闻管制最坏的结果不是政府封住了老百姓的嘴巴和耳朵，更重要的是使得政府丧丧失了和国际舆论对等的话语权。别人说你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你的话语没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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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陈冠希终于露面发布会，给公众及受害人一个解释。发言很简单，算是承认了这些照片是自己所拍，并对受害人及香港市民表示了深深了道歉。陈在这个时间出现应该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敢做敢当，作为事件的焦点人物，或许就是需要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才有可能让公众对这个事件能有些许改观，一味的退避和躲闪只会让公众不断的追逐真相。

但是发布会之后的事情似乎要更多。这件事是否就是简单的淫照外流？是否涉及更深的黑幕？那些女受害人（姑且称为受害者）的生活又如何能回归平静？陈以及公众对于这些女艺人的道德攻击是否也应该告一段落？

事件给予娱乐圈的启示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对于那些艺人，对于公众同样如此。娱乐圈的潜规则和糜烂是不等同的概念，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才是事件本身值得大书特书的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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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刘翔:责任更重了(图)

为什么刘翔变成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政协纯粹就是是个摆设、花瓶。在一个民主参政议政包装下的不起作用的机构里，往里面丢几个有社会影响力又啥都不懂的名人给政协点花边新闻，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中国的民主党派们可能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党派，不说了，自己想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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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变味的“散步”

《解放日报》的这篇评论对上海市民以“散步”这种温和的方式来表达对市政府项目的反对和抗议，这是在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之后的又一次民主事件。在这两次群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事件上，我们的确看到民主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由只关注自身利益，转变为关注自身群体的利益，并且能够以平和开放的心态来要传达自己的意见。

这篇评论不知道出于何人之手，评论员相比写出这种低水平的评论员文章也是有够烂的。当然，这种事情谁最反感，当然是政府了。哇塞，上海人不得了了，明明就是群众集会游行嘛？怎么不走流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而在《解放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相信政府的黔驴技穷，我看不出其他。

从“很黄很暴力”看网络“灰色文化”

“很黄很暴力”事件的确有些出人意外，在以前看cctv的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联想起我们那地方电视台整天放的什么药广告，往往都是找几个老爷爷老奶奶，手拿药盒，然后背书般说这药咋好咋好。所以当一则本该被自己嘲弄过去的伪新闻突然之间变成网络流行语，确实让我感慨！互联网就是创造变革的驱动力！

我就是搞不懂，这些教授学者们一个个是不是都是昧着良心说话，还是真的看不明白这个事件的究竟？总是把事件整理为“网民暴力对一个13岁小女孩的不道德的攻击”。

难道他们真的不懂，这其实是公众对于“样板”新闻的一次公然嘲弄和讽刺？

一次次的，这些主流媒体在屏幕上大言不惭，一次次的，为了政府的的某个红头文件，这些垄断性的媒体变着法的“没有新闻，就创造新闻”。我真的想说，cctv你也太配合了吧？！

到底是谁灰色？是政府手里的cctv，还是网民口里的“很黄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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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悲寺对比,看看少林寺有多丑陋

一直都觉得如见的佛家寺庙都变只是假禅院，然而这篇文章让我看到动容，真的让人感到原来还有一些为了信仰而实践，为了信仰而愿意回归戒持的三宝弟子。

与大悲寺的虔心僧众相比，少林寺的确是无比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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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道于老子：奚为河蟹社会？
对曰：河里多蟹之社会。

又问：奚为蟹？
曰：八跪而二螯，横行江湖者是也。

孔子问：蟹猛而多，池乱，何如？
曰：汝谬矣。蟹不在多，而在生猛。汝为鱼虾时，自是但求一日之长短，哪管蜉蝣之命短，待汝为河蟹时，纵横江海，鱼肉天下，何不快哉？倘若天下鱼虾皆有所图，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河蟹欲食而无由，斯不美矣。若能闭江河成池，使鱼虾不知江海之大，只见井口之天，训其曰，天大地大，河蟹最大,久之蟹其为鱼虾之长，生杀予夺则曰生死有命，刀俎鱼肉则曰长幼有序。鱼虾不知道其生而平等，任河蟹之宰割，斯为美也。

又问：鱼虾不求自主乎？
对曰：子须记，天下之鱼虾，愚钝者逾半，不智者四一，但求自保者八一，余下皆不足为河蟹道也。

孔子又曰：如何使鱼虾得解脱？
对曰：江海泛滥，河蟹腐败。
问：何解？
对曰：江海泛滥，则鱼虾终可见天地之大，乘势而跃，得返自由；河蟹腐败，则生不如死，终乃鱼死网破。

孔子问：生如鱼虾，曷得免河蟹？
对曰：秋高气爽，莫浮水吐泡，月黑风高，须往鱼虾深处游。

孔子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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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虫案腾讯忽悠了谁

"我们看陈寿福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应该是做的保全证据。这些证据表明:

·腾讯公司曾经在自己的官方主页上提供珊瑚虫QQ的下载；
·腾讯公司官方曾经邀请陈寿福参加其QQ2005新版发布会；
·腾讯公司内部人员曾向陈寿福征询需要何种技术接口来方便珊瑚虫QQ的开发。

......这样，侵犯著作权罪中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这样一个重要的犯罪要件就已经不成立了，陈寿福也应该是无罪的。"

大跃进中的“救命书记”

"有一天，李树棠走在大街上，听到广播中传出父亲的声音，“当时是在开三级干部会，广播大喇叭，远近都听得见。就是说要老百姓把坛坛罐罐装满。因为粮食不够吃，就要自己存粮。还有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也在大会上也讲过的，好像就是要大家闷头干，莫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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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2007年10月20日 “华南虎”闹进林业局:

记者从镇坪县林业局了解到，昨天，周正龙随身携带底片，和陕西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一起，到国家林业局当面汇报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一事。

面对外界对于华南虎照片质疑声，２２日，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管理处处长王万云表示，该局经过权威鉴定后认定照片真实，不会重新鉴定周正龙所拍华南虎照片。

2007年12月03日 国家林业局的记者招待会上:

当有记者问“国家林业局是否就华南虎照片的真假予以进一步鉴定，给予公众一个明确说法”时，曹清尧表示，国家林业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资源调查和保护区的建设，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我们相信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会科学认真地对待公众的质疑。”

2007年12月19日 国家林业局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林业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追问华南虎照片事件，对此，保护司司长卓榕生表示，国家林业局已要求陕西省林业厅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等原始材料依法进行鉴定，并如实公布鉴定结果。

球讯:

谁说中国足球踢不出亚洲？俺不看足球都知道咱中国是全世界最会踢球的国度。看，这不，林业厅又把球给踢回去了。

原本就是一场为求利益的假球，结果带球入门的球员演技太差，就连守门员都要心里暗骂:nnd，真菜！扑出去先，不然面子全无。再射！

现在最尴尬的恐怕是陕西林业厅了吧。

恶心镜头回放:

拍电影记得一定要这个镜头——

周正龙回忆，当时孙（陕西省林业厅主管动物保护的副厅长孙承骞）拿着一个放大镜对着底片看了好几分钟，“孙突然站起来抱住我，激动地说，你终于拍到了。” (via)

记者采访了参加１２日陕西省林业厅新闻发布会的三位动物学专家，他们当时虽一致认为照片没有问题，但均表示没有看过底片，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看到７１张照片。(via)

谁拍到都不要紧——

记者: 周正龙拍摄到的这张照片，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当时是什么感觉？

卢西荣: 我是10月10日下午首次看到这组照片的。当时，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但野生华南虎被拍到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通过调查，确实有华南虎存在，所以我想华南虎的照片肯定能拍到，就算是周正龙拍不到，其他人也一定能拍到。 (via)

就枪毙了他，他也不会说是假的——

“即使周正龙迫于压力，承认是假的，我们也认为是真的。”朱巨龙说，不过他认为依“周正龙的性格，就枪毙了他，他也不会说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马上成为打假派，但是我第一动作就是辞职———虽然我没有参与，我也跟着辞职。”(via)

点评:

我说，镇坪林业局的各位领导啊，你要喷绘纸板也找个专业的喷绘设备嘛。。拿普通相机翻拍年画然后喷绘，那个色彩明显就不同了嘛。。。或者也该找我给你ps一下嘛。。。

加时赛:

还是听听公关专家意见: 政府如何在“周老虎事件”中突破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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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师郝劲松就“华南虎照”起诉国家林业局

一只假老虎惹出涟漪不断，民间、地方政府、国家林业局，一时间都骑虎难下。而在各大网络媒体上，曾经的头条、热门专题，却一时间都销声匿迹了，莫非有“某某办公室”一纸密令？

搜遍qq新闻首页，找到的只有郝劲松起诉国家林业局的新闻。看了第一页的留言评论，三点想法：

1、老百姓有没有知情权？

郝劲松称，作为纳税人，原告享有从政府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也享有拒绝政府提供虚假信息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政府总是向民众提供错误虚假的信息，或者不提供信息，公民什么都不知道，谈何言论自由？（via qq新闻）

国家林业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某副局长说他想起了尼斯湖水怪，“人们并不知道那些照片是真是假，而更关心的是水怪存不存在。" 也就是说林业局的官员认为，老百姓没有必要追究虎照的真假，而应该多做实事，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恩，有点道理，不过仔细想想，这不过是玩太极罢了。“华南虎事件”和尼斯湖水怪是一码事吗？“华南虎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政府行为，就是面向公众发布虚假信息，当这场骗局逐渐清晰被戳穿之后，当地政府死不认帐，上级政府更是不调查不发言，就等着这个谎言在公众视野里慢慢湮没。

当公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就此事件进行调查和解释时，政府却缄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看来并不能给政府带来什么观念上的改革，倒是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一纸空文”的实例。

2、不讲诚信政府、不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作为的政府

正是“华南虎事件”让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降到最低点，这样恶劣和低级的作假竟然能够大行其道，难怪公众对于政府的新闻发布不断产生质疑。因此当政府公布嫦娥探月的第一张照片时，网民开始质疑这是不是又一次“虎照事件”。

可以想象，连这样拙劣的假虎照都敢开新闻发布会，那政府说的话有多少可以相信？！一只假虎让政府的诚信降到冰点，原本看国内新闻的时候仅存的50%的信任度急降。而更让人失望的则是地方官员作假死皮赖脸倒还罢了，上级政府却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如此不负责任，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如此作为，谈何作为？！

3、冷漠、麻木、短见，无聊——中国大多数网民的众生相

回到开始那篇新闻，郝劲松起诉国家林业局，在不少人眼里变成了搏名、炒作，如此的浅见和无知让人汗颜。也确实如此多的国人仍然如此缺乏政治敏感和责任，也才有政府如此的不作为。

转载评论里某位网友的评论，以表达我的情绪：

支持郝劲松，这里不理解事件深层含义的无脑人太多了。岂不知郝劲松律师是在为公众争自由，争权利。借用胡适之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 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正是你们的漠视、容忍、无作为才结出种种目前国内社会种种丑陋、匪夷 所思的恶果。怎么就很少人好好反思这种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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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路易斯·梅兰德著的《美国观念的故事》，围绕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几位哲学家的经历和思想转变而论述美国观念的变迁。

南北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着积极正面的论述，因此其显而易见地带有某种正义的目的——废除奴隶制。但任何历史的宏大叙事都是以高屋建瓴的角度来端详的，以同时代人都角度而言，这又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了。

在文明世界看来，“文明就是消灭不相信文明的人都理由”。那些野蛮、原始和非正义的价值观及其培养起来的种群都是要被取缔和消灭的。小霍姆斯说，“文明史侵略性的，当他们拿起武器把他们的文明观念强加于别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道德优势。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面对这么矛盾或者说悖论。文明的世界倘若能证明自己更加文明，那么就需要以各种形式征服野蛮和落后，区别只在于是采用何种方式——古老的东方文明会用德行来教化，而现代的世界则会动用军事打击。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其实都是侵略——以一种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以一种新的机制取代旧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清末的列强入侵拯救了中国，让中国能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我们也可以说南北战争给美国了一次新生，让旧的体制让位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尽管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列强瓜分中国，还是北方针对南方的废奴站长，都是依靠暴力和强权来满足自我的欲求。

就像美国在全球宣扬其民主自由的口号，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或许从长久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或许是积极的、正面的推动力，促使旧的社会秩序逐渐迈向新的秩序。但身处历史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轰炸之后的城市废墟，和那些无辜的死难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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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外和电梯内的广告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但两者由于播放的其实是录影，而开机的时间不一，因此播放的时间其实是很混乱的。

如果把电梯内的广告比电梯外的广告稍微晚一些，比如时间晚3秒，那么当passenger进入电梯后，看到的其实就是在电梯口等待时刚刚看过的广告视频。那么无形中用户是看了广告两次，强化记忆的效果是不是更到位？

之前看过某篇blog文章说电梯广告的关注率是很低的。这不知道有什么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至少就个人体验而言，在等待电梯和在搭乘电梯的无聊时间，电梯广告（无论是视频还是平面广告）都是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对于经常搭乘电梯的地方，甚至对于广告内容熟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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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上关于《货币战争》的评论分为两类，一类是说作者拿这些鲜为人知、查证不清的事实来忽悠咱这些门外汉，一类是说这本书真是深刻分析了国际银行家掠夺财富的实质，深刻。

读的时候有点类似读《达芬奇密码》的感觉，那种对于神秘事件和秘密社团的猎奇心理驱使你去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群“隐形”的人物在权力背后操纵这个世界的一切。

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权力背后的操纵者，而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了解阴谋论是从美剧《x档案/x-files》开始的，在以外星人事件为主线的剧本里，我们看到一个潜伏在全球的隐形权力机构——无论是为了保护世界还是控制世界，或者单纯是为了私利——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着世界而不为公众所知。就是在美国，仍然有阴谋论者认为是美国军火商和美国政府策划了伊拉克战争。

也许只有在高度追求个人权利的美国才是阴谋论的生存土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实际上是开放社会的真正敌人，因此在影片《刺杀肯尼迪》里法庭上的最后陈词里有一句，“一个爱国者必须随时准备和政府斗争，以保护他的国家”。而正是《刺杀肯尼迪》将阴谋论搬上大荧幕用一种新的陈述方式（阴谋论）来尝试诠释历史真相。

阴谋论的盛行有其必然的原因：
第一是人们本能的对于权力的不满（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政府必然是“恶”的）；
第二是政府或者媒体往往有意或者无意掩盖了部分真相，而让人对于权力的不信任；
第三则是人们喜欢用简单而直观的逻辑来分析问题：谁是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当我们在看社会新闻版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说，shit，这某某报又在忽悠老百姓了。事实无关乎媒体是否是受政府的影响而改变立场，而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是阴谋论的温床。

再来看《货币战争》，阴谋论的论调十分清晰，虽然颇多揣测和估计，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也足以成为阴谋论的范本。而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自然也无需为这种大胆的推测负责。

至少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当然这需要专家去考究其中的引述和论据），以一种戏说的方式向公众传达了资本市场游戏的本质，那就是国际银行家利用货币发行权来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走向。如第一章的引言就是梅耶·罗斯柴尔德说的，“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至于他们是否用这种控制力来推动一战、二战或者制造通货膨胀来掠夺社会财富，那倒是其次才用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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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聚会时电视正播出《一虎一席谈》，pk的题目是“水浒108将是不是英雄？”这个题目据说来与互联网，因为《水浒》研究专家吴越出了本书叫《吴越评水浒》推翻传统观念，说《水浒》是写强盗土匪及其成因的一部小说，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不少争论。

互联网上的话题转移到电视节目上来看，就要精彩多了。不过从节目开始起“主裁判”小虎哥看起来就已经偏向于“水浒108将是英雄”的结论，所以让人觉得有点煞风景。

但在我个人的观念里，水浒108将并不是英雄。

看几位专家在那里唧唧歪歪，却不见有一个人给“英雄”下个定义。英雄，是做古代意义的讲，还是现实意义的讲？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没有给英雄做一个价值判断，就非要争论“是还是不是”实在是缺乏底气。

什么是英雄？

在《三国演义》里，英雄如此：“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在张艺谋的影片《英雄》里，真正的英雄胸中有两个字——“天下”。


前者是传统的英雄观。何谓英？《淮南子·泰族训》云：智过万人者谓之英；何谓雄，《说文》云：雄，鸟父也。雄性一般意味着勇猛。因此，英雄也就意味着有智慧有勇气，谓之智勇双全者。

后者则是现代的英雄观。熟读金庸小说的人，都毫无疑问称萧峰、郭靖为英雄。为何？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人们看到国家气节、民族大义，以及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

因此，两种英雄的解读侧重完全不同。传统的英雄概念偏重于个人能力，凡是超越普通人的人都能称之为英雄，因此常常与“好汉”或“豪杰”联系在一起，而现代的英雄观念则脱离了这种缺乏道德基础的英雄概念，将英雄提升到道德和责任的高度上来。英雄不仅仅是具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而且是能够以利他为己任的道德楷模。

这样看来，水浒108将能不能成为英雄，就要看你是基于哪个概念了。

毫无疑问，这些梁山好汉都是个顶个的强悍，杀人越货不在话下。甚至一些人还具有行侠仗义的心肠，但总体而言，水泊梁山不是一个具有利他精神的组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涯仍然是大多好汉的目的，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那根本只是一个噱头。没见过水浒里有写梁山英雄接济百姓，倒是动不动就发起火来杀人全家烧人宅院，与以仁为本的侠义精神可是背道而驰。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梁山好汉哪里能称得上英雄？

有些人说，考虑水泊梁山的整体意义仍然可以将其看作是反抗封建暴政的农民起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后半部分的《水浒传》，招安后的梁山英雄大多却将矛头对准了其他的农民起义。

《水浒传》的确就是一部描写中国强盗特殊生态的小说，小说的创作者施耐庵自然没有这样前瞻的意识。正如大多数人所想，这个源于话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泄了老百姓对于官府的不满，因此梁山好汉遇到坏人动不动就是拔刀砍人，而没有真正的是非之心和仁义观念，在古代的说书艺人来看，这当然是英雄好汉，只是站在现代的英雄观念上来看，如果仍然把这种滥用暴力的强盗称为英雄就有点不相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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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大阅兵，装甲车、坦克、火炮、导弹、核导弹，破坏力一件比一件打。而最后上场的却是两个带眼镜、夹着公文包的小个子。勃列日涅夫问：“破坏力竟然超过洲际导弹，这是什么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是我的人。”乌斯季诺夫：“也不是国防部的人。”这时愁眉苦脸的柯西金总理开口了：“是国家计委（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

只是一个笑话，不过的确让我们想到，毁灭一个国家的往往不是装甲车或洲际导弹，而是人。

如果说在一个民主社会，基本政策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策即使失败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正验证了多数人的愚蠢。只是在这个地球上暂时还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有的只是谁更民主而已。因此，我们才可以毫无顾忌的抨击那些愚蠢的由少数人决定并执行的政策。

因此，我们说你很广电总急，或者说你很文化部，你全家都是文化部。因为以我们这小民的智慧仍然看得出上层建筑的愚蠢，我们当然应该激动兴奋。

老实说，想要管制互联网太简单了，掐断海底光缆，让中国的互联网变成局域网就是。只是they can not。这场关于互联网的管制除了限制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外，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只是让人从侧面看到某些人对于互联网的恐惧。因为互联网就意味着自由，就代表着火种，而任何可能引发自由的火种都是危险的，比如经典重构，比如恶搞；防患于未然，消灭于萌芽状态，从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这样的处事原则，因此互联网遭遇这种扼杀那是情理之中。但也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是因为来的如此之快。或者我们也该欢呼一下，政府的执行效率其实还是满高的，当然，只是在某些方面而已。

那就继续管制吧，我们继续忍受。当愤怒的潮水突破那脆弱的防线，我们自然会在肖申克的高墙外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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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喂？请找小谁。
B—我就是。
A—哦，你小子，没听出你声音。唉，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B—谁说的啊？没这回事。
A—还不说真话，怎么可能空穴来风哪？老实交代，弟妹是怎么搭上的？
B—真的没这回事，你都听谁瞎说的啊？
A—你甭管谁说的，你这家伙跑到东莞这么久，也不和兄弟联系，真是太不仗义了。
B—嘿，别这么说，我不是工作太忙嘛，朋友都少联系。
A—恩，现在混的不错吧。
B—嘿，还行，马马虎虎吧。你呢？
A—越来越不好做了，嘿，我正好在东莞，你晚上有空不，要不出来聚聚？
B—没问题啊。您来我还不得把什么事都给推了啊，呵呵
A—那敢情好。不跟你吹了。晚上到哪哪哪吧？
B—哪哪哪在哪啊？
A—你晕了，不就在你公司马路对面吗？
B—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
A—你不是在那哪那哪吗？
B—什么哪哪哪？
A—某某某，你搞什么鬼吗？昨天给我的地址难道发错了？
B—某某某？我不是。你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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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的开篇就写道，“古希腊的文明孕育于城墙之内，实际上，一切现代文明都有其砖块和泥灰砌成的摇篮。”

在用堡垒和城墙构筑起来的文明里，人们学会了分隔和分而治之。在后来的史学家看来，高大的城墙只是帝国对抗野蛮的屏障，也是史诗和悲剧的温床，但是在帝国的皇帝看来，那是自己安全感的堤防。

但是从来不见攻陷不了的碉堡，也没有屹立不倒的城墙，被围十年的特洛伊城，依山傍海的君士坦丁堡，还有让法国人自诩不可攻陷的马奇诺防线，所有伟大的“城墙”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因为他们选择了用“城墙”包裹自己，在阻挡敌人脚步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发展的枷锁。就如一湾死水，城市文明在有形和无形的围墙里腐朽。所有的伟大的城墙，即便仍然残存的万里长城，最后都只幻化成为一个个王朝的背影。

伟大的GFW，真的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自作聪明？当稍微读过古文的国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候，这更像是在挑战国人的耐性和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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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or说，在你的家庭里爷爷是前现代的，父母是现代性，你则是现代性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你那年轻的小弟弟则理所当然是宣扬后现代主义的叛逆者。

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哲学用语或者文学艺术的风格概念来看，现代性其实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表述，和任何社会变革一样，现代化最终摧毁了留恋乡村的诗人和所有的古典美学——就像叶赛宁一样，而将现代文明带入人类社会。我们在今天享受的一切舒适和便捷，或者说你今天的生活和一百年前的人的巨大差异和进步既是现代化的功劳，也是现代性的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理所当然是现代性的受益者。

如果用几个词语来概括现代性，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科学进步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物质主义。

亚当的后代登临到最接近上帝的高度，他虔心仰望，却终于发现自己实际上仰无一物，就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站在世界的颠峰。

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学会了运用科学的力量，于是人们逐渐发现自己能够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能力。如果真的存在上帝，那么上帝会毫无疑问摧毁人类的另一座巴别塔。于是人们尽管不承认，却不得不相信“上帝死了”。如果说在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那么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而科学技术在摧毁了上帝的泡沫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新的替代物，人们为知识而疯狂，人们在这个时候宣告，人类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这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人类全体第一次相信人是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主宰。

工业化的成就使得人们醉心于人类的文明幻想中而不能自拔，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征服从海洋到蓝天的广阔领域。人类的伟大不言自明，在这种疯狂的自恋情结中，悲伤却开始悄悄笼罩。

从开始可以摆脱上帝的约束开始，曾经的上帝子民就开始坠入“不能承受的轻”。当他奔突于这个世界的广阔天地欢呼自己的自由之后，却发现自己多么的孤独。在某种情况下，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当人类希望自己有所依赖时，却发现除了自己一无他物。

科学技术创造着新的世界，但科学技术也创造着更可怕的力量来毁灭世界，世界大战就像一场噩梦笼罩了整个星球，当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人们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文明是否真的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梦魇？文明社会真的如人类所期许是往进步和上升的方向？

尽管有所疑惑，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命题，不可能因为业已结束的战争而停步。只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人们却开始重新发掘自身的归属感——人类需要创造造物主。于是物质主义成为文化主流，大众偶像、奢侈品、珠宝钻石，人类需要陷入迷恋和狂热。

作为先知先觉的艺术在最早就开始描绘这文明的潮湿，在那坚固的堤坝上已经出现裂缝，新的一代用摇滚和毒品来骄傲的宣泄。作为婴儿的后现代开始诞生。

“性解放”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巨大纪念碑，因为它是旧秩序的最后一块墓地，也是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瓦解。“垮掉的一代”不是战争的后遗症，而是现代性的牺牲。失去信仰的新一代不仅反叛传统，而且反叛对于传统的破坏，后现代本身不是一种观念，也不是一种风格，更像是一种焦虑，一种破坏的力量。正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怀疑一切。

现代化改造了世界，于是现代性取代了旧的秩序，后现代却置疑并破坏现代性本身的基础——或许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痛苦和焦虑如此之深，才会如此细致和深刻的考察人类社会的深度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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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年度汉字是“封”，如果要为2007选一个年度汉字，用一个字肯定是不成的了，最少也要两个字吧——“和谐”。

什么叫“和谐社会”？我至今没有搞明白这个词语在现代中国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和谐社会只是一个托辞，一个借口，一个要维护社会阶层稳定局面的一个烟雾弹。就在“和谐社会”这个光辉的字眼下，政府堂而皇之的行使其和谐社会卫道士的职责。

不太明白，政府高层一方面传达出开放务实的执政态度，一方面却制定并执行着保守主义的对内政策。批评政府的声音被认定为诋毁，揭露社会阴暗面被定义为有碍社会稳定，在全民都想热烈参与讨论十七大的时候，却要求所有的论坛社会公告板噤声。

谁给政府抹杀公民自由讨论的权力？这就是到达“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和必由之路？

如果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假象，就要牺牲我们了解真相和发表言论的权力，那我们宁可不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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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育中心回来的车上有几个学生一路上高谈阔论，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是刚毕业的学生，口音应该是河南河北一带。一个男生说他的一个朋友在家当警察，每月收入挺不错的。不过自从煤矿出了事，所有的小煤矿都被关了，那朋友收入也就剧减了。旁边的男生附和说，那当然，人家大煤矿什么都齐的，谁鸟你啊。

即使是在南方读的大学，看到周围的同学在读书期间都已经深入接触到社会的真实面，但我总觉得学生仍然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群体。从年龄心理到社会阅历，他们的内心都仍然是较为纯粹和理想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正直和理想主义是青年人最闪亮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这些纯粹和善良在现实的面前如此虚弱。

当然不能怪这些刚刚成熟的孩子，他们的一切想法和观念都来自于周围的环境。父母小时候就会告诫他们努力赚钱、出人头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他们口头的教导可能与此相反，他们只是用行动证明了这些。

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他们，这就是一个金钱和权力的社会，还是中学的时候一个朋友就说过，有钱就可以有权，有权自然也就有钱。这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这是一个残酷的可悲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面前，孩子们有什么能力去抵抗现实的攻击？

曾经收到一个在读大学生的email，向我述说他在大学里的烦恼。他敏感，对于校园里的阴暗面深恶痛绝，他失望，对这个世界感到迷茫。他觉得校园里是另一种竞技场，考研的人比不考研的人地位高，而自己拿的高中本科可能和高中毕业证没有两样。所有的世俗的、偏见的观念深深的伤害了一个学生的价值观。

他们退却了，他们受伤了，他们被同化了。于是正直和勇气变成了势利和逐利，对于理想的追求变成了追求更高的享受。他们是快乐的，因为这样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他们发现教科书上的道德都是虚假的、伪善的，他们发现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有另外一套生存法则。他们当然没错——人们说的对，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应该改变自己适应环境。可悲的只是，他们甚至都不会去想改变。

鲁迅说，哀莫大于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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