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行进到公元2050年，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的应用。2049年联合国际会议（UIC）和Macsoft达成一项公益计划，允许部分公民志愿加入实验性的Virtual life项目。这个项目的基本框架就是调查和研究一个真实的人在虚拟社会中长期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虚拟化生存对于真实（reality）的影响。

在早期的虚拟现实技术中，由于受机器采集脑电波的信号技术的限制，实验者往往需要被固定在操作平台上，长期下去实验者的身体机能往往会出现紊乱和退化。而在这个新项目中采用了突破性的全息动态采集方式，用户在虚拟世界中和现实世界中一样通过真实的行为和系统交互，由系统对用户的行为进行采集，然后进行反馈生成全息图像，这样实验者不再需要进行麻醉和催眠，随时进入和退出虚拟现实系统。

在最初的实验中，志愿测试人员按照年龄被分配到三个对照组别，第一个组别(G1)是年龄小于8岁的幼儿组；第二个组别(G2)是年龄在9-15岁的少年组；第三个组别(G3)是16-25岁的青年组。每个组别又分为两个对照组a和b：a组每周有3天生活在真实世界中，有3天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周日则由科学家对测试者进行各种体能指标的测试和心理辅导；b组则有6天时间都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实验的结果大部分如专家预期，年龄越小越容易适应虚拟现实，而年龄越小受虚拟现实的影响也越大。大量的测试数据显示，年龄较小的测试者更容易将现实和虚拟现实混为一谈，并且在现实中更容易冲动和受挫。

不可否认的是，虚拟现实中的教育系统非常成功，参与测试的实验者都表示对于在虚拟现实中生活更感觉自由，并且对于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通过观察实验者在虚拟现实中的表现，科学家发现在虚拟现实中更容易将观念和思想灌输给实验者，这可能依赖于系统中个性化的教育体系。

研究者发现，三个组别的实验者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虚拟现实依赖症状，这也基本符合实验的预期——因为这个项目最开始的目标就是“更有吸引力的生活”。

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心理学家在进行心理辅导时发现，三个对照组中，b组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悲观主义，在G3组中几个实验者甚至出现了厌世主义。

通过分析研究者发现，这种心理的蔓延应归结于虚拟现实系统中的“重置（reset）”功能。实际上在虚拟现实技术的一开始，“重置”就是一个重要的噱头。即使是在最新的虚拟现实系统广告中，广告标语仍然是“rebuild your life 300,000 times in 1 second”。实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决定是否重置之前的活动，甚至可以象游戏一样，保存某个时间点的记录，然后在需要的时候重新读取。

心理学家摩恩曾担任Virtual life项目初期的心理学顾问，在他强烈要求修改系统中的重置功能后，他被迫离开了项目组。摩恩在接受UBS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这种技术在一开始就将虚拟生活与真实的生活截然分开，人们在虚拟世界里感受到的体验到的都是真实世界不会存在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看起来多么的真实。...问题是，这样会割裂生活里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一次。人生的意义在于只有一次，生活的重量在于选择的有限。而虚拟世界里提供的近乎无限的可能将生活的意义全然毁灭，换来的也必然是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崩溃。”

而Virtual life项目组副组长凯蒂对此的回应是，“我们认为，虚拟现实的真正创举和价值也正是在于无限的可能性，因此（Virtual life）的系统需要做的是修改并完善这个功能，而不是去掉他。否则这个耗资巨大的项目也就毫无意义了。”

这个项目同时还遭到了各个地区的AVL（Anti-Virtual-Life）组织的联名抗议，认为这是对于人类本身的非人道实验，并且认为这是背离自由精神的疯狂科学实验。尽管如此，UIC仍然认为这个项目值得继续研究，并且已经启动了第二期实验计划，计划的目的在于研究新生儿直接接入系统后行为思考模式的变化。但据悉由于需要有新生儿参与实验，而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实验的志愿者招募变得十分困难。但凯蒂坚持认为，这个计划虽然遭到非议，但争论的焦点在于与伦理和传统价值观的差异，就像所有的技术进步一样，遭到非议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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