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的 《南方周末》阅读版有毛丹的《视觉、共感与脆弱的文明》一文，提到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小说大意是，某个城市里突然出现一种“失明症”，为了防止病症的传播，政府将失明症患者集中到疯人院隔离。男男女女在恐慌和无助中展示了人性中真实的一面。“书的结尾也有点黑色幽默：全城人都盲了，一群群盲人四下摸索、抢劫食物，到处是冲突。突然，失明者一个接一个复明，‘城市还在那里。’这是做梦吗？（引自毛丹上文）”

荒诞的小说却近似寓言的文体，让人难免就要产生无尽的联想。在这表面之下到底有着怎样的深意，可能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归结为城市的脆弱似乎太浅白了点。

如果把这个失明症换作是绝对的黑暗，那么其实所产生的景象和《失明症漫记》中想必是一样的。“看不见”本身的意义是一样的，人们不仅无视自己，同样无视他人，因为群体的不透明，制度约束将无从下手，这样的社会也就难以压抑人性中破坏和丑恶的一面。

人类文明的基础不在于制度的完善与否，也不在于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而在于这种社会约束力的公正，以及社会对于个体监督的可能性。也由此可以把人类的文明史看作是群体对个体压抑的历史。

文明的基础在于两个因素：共识和监督。

制度本身就是共识的产物，尽管制度本身是强权政治的意志，但其仍然需要多数人所达成的共识。因此即使在等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不公平和矛盾仍然可以依靠共识来达成一定的平衡。

而监督更体现了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约束力不在于其本身具有的强制力量，而在于集体监督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被监督者和监督者很容易形成一个整体，或者说在制度约束之下，被监督者很容易就成为这种制度的合作者和共谋——某种意义上的“顺民”。这在东方社会可能更容易理解：在法制松懈的角落，人们犯了事，首先担心的不是自己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而是个人的面子和家族的荣誉。这种看似没有任何“暴力”约束的道德机制，在群体的广泛共识和互相监督下，具有着巨大的约束力量。

而“失明症”的存在，正是使得文明的基石之一——“监督”——成为不可能。人们在无所约束的疆域里自我放纵和扩张，引发的必然是文明社会的崩塌。

监督，尤其是在权力社会，表现的是两个方面。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以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前者的监督基础是法律和暴力机关，后者的监督基础则在于社会权力和民主意识。

在中国，网络警察可以直接删除你刚发的帖子，而你却不知道县委书记一年可以贪多少钱，在这样的社会，公平本身就是可笑的，单方面的“失明症”所造成的后果正是纵容了社会部分利益集团的贪欲，以及老百姓对政府信任的大打折扣。不公平的监督机制和不透明的监督渠道所产生的失衡，与“失明症”一样，造成的都将是政府和人民的彼此猜忌和怀疑，“和谐社会”这个华而不实的大面包也就变成一个糠包了。

标签： 社会,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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