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挽歌，新时代的悲怆2007/05/082:07 上午
在看《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展的时候，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潘天寿搁置自己的花鸟画的专长，创作反应《人民踊跃争交农业税》的人物画，通过改变艺术走向，被动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在未名湖自杀的老舍，另外一个是自缢于列宁格勒旅馆的前苏联诗人叶赛宁。
老舍在《改造思想》里曾经写道:
“不错，看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的确有了政治热情。可是，政治热情只能是创作的鼓动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能代替对政策方针的正确认识。 政治热情促使我欲罢不能地去写作，可是写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 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
一个作家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的无奈和焦灼显露无疑。的确，这些在解放前从事文艺创作的革命文艺家在解放后都不同程度面临着“思想改造”的问题。从某种程度 来说，很多作家、艺术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目睹中国的巨大变化，也确实希望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转变自己的创作方式和创作主题，以适应政治对于文艺创作的要 求，但是他们最后都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也是对于自身创作和个人思想的一种折磨。
他们在形势面前，或主动或被动的进行自我改造，但是他们 自己也隐约感觉到文艺创作本身在政治干预下变得枯竭。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作家艺术家在解放后反而创作不出更加优秀的作品，甚至在他们的内心里都会焦虑自己 成为旧时代的遗物。当政治对于文艺的全盘接管，内容决定形式，以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及最后文艺变成政治的傀儡和附庸 之后，艺术家对自身的定位产生一种错乱。尤其是在新时期的整风运动中，这种内在的焦虑与外在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压迫最终导致了很多文艺创作者的自杀，老舍正是这种文艺政治化的一个牺牲品。
前苏联的叶赛宁曾被誉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也被成为“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但是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在一个小旅馆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在他的绝命诗里写道，“/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希罕”。
是什么让他放弃了生命？有人归结为他的死是城乡文明的冲突，这的确是一种深刻而富有诗人意味的说法。因为叶赛宁和中国解放前后的文艺创作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时代的印记，他们生活于旧时代，他们的创作和表现都是依托于所处时代的画卷，当革命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国度，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被遗弃的一群。
叶赛宁也和老舍、潘天寿一样，试图跟上新时期的步伐，因此他写下了《俄罗斯与革命》、《苏维埃俄罗斯》等歌颂社会主义的诗歌集。但是这种创作上的改变并没有 改造叶赛宁的内在气质和思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他的个性和自由主义。而作为“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所赖以获得灵感的世界也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变成过去， “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 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笼罩在诗人头上的忧伤让他对于现实失去了依恋，而写下了绝笔。
从某种程度来说，老舍、叶赛宁，以及王国维都是死于同样的冲突中。只是对于叶赛宁和王国维而言，那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对于老舍来说，却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怆。
往事就像旧时代的哀婉牧歌，我们不禁唱起叶赛宁的忧伤（点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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