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后有一篇关于本书及其“大”历史观的说明，对于其大历史观的史家角度略有阐述。个人认为，就这本书的内容而言，下面这句话才是提纲挈领的中心句：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愚贤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在我看来，黄的这句话并不蕴涵着对于历史规律的认可，而所谓“历史发展的程序”也仅仅是就书中传统的制度和精神已经不能控制帝国的角度来说的。对于变化中的社会来说，一个沿袭了近千年的制度和精神控制方式其自身的缺陷不言自知，而之所以这种制度能在千百年里绵延不绝，一方面因其自身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封闭社会的制度停顿。在一个封闭性的社会（对于中国，这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地理性的），缺少外来的交流和刺激，帝国无疑会对于社会抱有保守的心态，而缺乏变革的动力。

无论是身为天子的万历，还是位极人臣的首辅张居正都无法认识自身在历史上的虚弱价值，也无法跳脱时代的限制而看到这不仅仅是明帝国颓败的命运，而且是绵延千百年的传统在时代变迁中显露出的自身的脆弱和疲态。因此，当这个纸做的帝国遇上金戈铁马，以及之后的清王朝遇上坚船利炮之后，传统的失败就显得无可避免，“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而在这之前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贽，都作为历史中的一个角色不仅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挽救帝国颓败的命运。因此，《万历十五年》不仅仅"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而且是大时代中的个人悲剧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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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篇post的标题我写作“大历史中的个人悲剧”，但后来就突然想起港剧《大时代》起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总会着眼于历史的某个较为清晰的角度，比如说事件、人物以及起承转合，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个人往往有扭转历史进程（至少是干扰）的可能性，并且也一直热衷于到底是英雄创造的历史还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争论。这里可能又会触及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到底历史的发展是否有某种必然的方向和趋势，或者说这种方向到底是以什么线索作为演进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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