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感触最深的就在于该书从细节入手，从具体的人物来分析一段历史所折射出来的王朝的兴衰，以及中华帝国在儒家一脉相承的背后隐伏 的困惑和危机。按个人的理解，这也是葛兆光所论述的后现代史学的一个角度。而相比之下，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往往将着眼点放在年表，将历史事件按照年代铺 陈，这也是所谓年鉴学派对于中国的重要影响。

但 是历史对于今日的意义绝不仅仅于此，历史本身是丰厚而真实的，但是在一段段叙述文本的背后，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起来，我们看到的也都是真实和虚构的混合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历史的细节的真实性的考证就变成了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知其然”的的程度。历 史也变成一份冷冰冰的历史遗迹的拓本。

因此，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就带有革新的气势和力量了。书中的观点并非鲜见而深刻，但新颖在 其叙述的角度和探讨的深度。准确来说，这并非一本学术作品，而是一种对于明朝政治的揣度和重建，该书选取帝国上层建筑的几个代表性人物来关照帝国的政治制 度，在细腻的笔法下阐述了明帝国在深处所潜伏的政治危机，以及这种危机造成的社会的内部空虚。

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政权的统治主要 依靠的并非武力（尽管这也是必要的），而是依靠文官制度和礼法。而归根结底则是两个字——“道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将整个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则是 伦理道德这一线索。帝国的本质上缺乏革新的动力或者说变革的勇气，官僚制度所力行的只是试图实现上和下顺，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需要皇 帝和整个官僚体系进行有效的配合。

简单来说，文官眼中的圣君就是严格尊崇礼仪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以天子的身份来自上而下的演示礼仪，使得天下皆知最根本的道德要义。因此书中的万历皇帝就 不得不面对他这尊贵却悲惨的命运。从某种程度而言，皇帝就是被圈禁在禁城中的一个符号，人们所关注的只是一个作为权力的天子，却没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简单的 人。这点则是沉浸在戏说中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吧。

而对于文官制度而言，又显示了帝国在骨骼结构上的脆弱性。对于这种千百年间进化完善的 官员选拔制度，其运行的效率当然要高于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政治，但是文官的选拔方式决定了这个帝国的管理者具有的并非技艺的高超和执法者的精准，而是对于儒 家经典的熟悉和文采的斐然。缺乏完善的成文法，并且对于技艺的先天性歧视，使得文官在治理天下的态度上不得不依靠直觉以及化繁为简的判别方式。而以道德为 基本尺度无疑是简化管理的情理之中的选择。也因此帝国的精神不是公正和公平，而是善与恶的区分。

另一方面，帝国的地方官员掌握着所属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而文官制度的特性也使得上下级官员的沟通都是通过文牍来进行，因此地方官员任上的胡作非为和官 绅勾结也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尽管官员们大多熟读经史，言必称道德，但实际上这种道德对于权力拥有者的控制实在有限，因此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空隙，依靠行 政权力获取私人利益，便使得整个官僚机构形成普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上级对于下级的考核也大多是依靠上缴赋税的情况和民风来勘察，因此对于治理官员的腐 败问题缺乏章法。对于明朝而言，存在的大量的短途经济路线使得朝廷无法对于全国一千多个县进行经济的统计和审核，更是纵容了官员的腐败风气。

貌似强大的明帝国，在外表之下实际上却已潜伏着巨大危机。试图变革的首辅张居正在带有革新性质的施政，最终却遭致整个文官体系的敌对，而力行和缓的申时行 却只是以方法和技巧来和缓这个帝国内部的矛盾、皇帝和臣子之间斗争，两个人以不同的风格印证了文官制度所造成的帝国在行政上缺乏变革的动力，在社会经济上 毫无头绪的后果。而这并不仅仅是万历一朝的特有现象，实际上从古至今，中国的王朝更替都只是在细节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并未在深层次上改造治国的方法和策 略。儒家学说只是提供了一种系统和宏观的策略和纲要，却并没有提供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细节，因此固守传统的中国文官就在缺乏手册和方略的任上，开始行使其权 力和职责，这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言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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