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chow、文字狱与脆弱的民族感情2006/08/3011:32 下午
隔三差五就有匿名的网友在我那篇关于Hello Chow的帖子下面骂我“汉奸”、怀疑我的人格，当然也有人巴不得我马上从互联网上消失掉。
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生气，想去反驳一下，后来突然就想开了。当你不屑的时候不需要站起来，只需要忽视他的存在。有些东西你摆明了态度之后，根本就不再值得讨论，因为你面对的对手根本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人。
在一个缺乏宽容的国度，自是鲜有理性的人群，所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之所以再提及Hello Chow，是因为让我联想到了清朝的“文字狱”——
雍正在位时，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于是两句原本并无寓意的诗将徐骏送上了断头台。
另一桩典型的文字狱是“查嗣廷试题案”。雍正四年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他从《诗经·商颂》里取“维民所止”的句子做题。不料有人告发其借出题名义用“维“、”止”影射“雍正无头”。于是雍正下令将其革职问罪，冤死狱中。
“文字狱”作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化现象的确发人深思。先不论封建帝王的残忍和暴虐，就文化心理上而言，“文字狱”以及其他的以文字论罪，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狭隘个性，也深刻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弱文化心理”。
对于满清王朝这样一个以异族身份侵入并融入到中华大一统的文化版图的历史王朝，清朝（尤其是早期）的统治者对于文字有着一种天生的向往和恐惧。在这样“弱文化心理”的作祟下，统治者不由自已的将文字看作对于自身不合理存在的挑衅，而统治者在文化上的弱势，使其无法泰然自若，于是不惜动用暴力绞杀文字解读可能性。
而从Hello Chow事件中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弱者悲情论。对于任何可能的相关性，某些人总是用悲情的角度来作出解读，然后再夹杂似是而非的爱国情结和民族主义，逐渐将一种可能性上升到民族感情上来。
一般来说，这种悲情的论调在民族国家发展初期开始盛行，而在国力达到某种阶段后开始趋于冷淡。——以色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悲情论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一个民族的确需要忧患意识，但是这种忧患意识必须找到合理的定位。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饱受列强蹂躏，不在于列强如何之强，而是清政府如此之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忧患意识的对象不应该是敌人如何，而应该是自己该如何如何 ——毕竟仇外并不能减弱对方，也不能提升自己。但是一些爱国的青年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观念里只会考虑谁敌对我们，谁侮辱我们，谁排斥我们，不 放弃任何机会来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来替代爱国主义。而海外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人与之类似，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就是悲情论。
“文字狱”和Hello Chow事件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正是在于统治者和爱国青年们首先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内在的进取精神和自身定位的弱势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施虐心理——通过鞭笞自己而获得心理的快感。强者是通过权力的绞杀来填补自身“弱文化心理”的空虚，而后者则是通过对于异己的排斥和攻伐来自己的悲情论做下铺垫。
而 其实，一个真正的强者根本不会在意对手的挑衅，因为所谓的“挑衅”正是相对于弱者的戏剧化名词。所以我真觉得中国政府动不动拿“被伤害的民族感情”论事倒 多少有些自怜自艾的味道。或许正是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国民个体也多少都带着一些弱者的悲情，动辄要将简单的问题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上来。
尽管政府和国民都力图向世界展示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但大国风范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来的到来，小民心理的弱者姿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这种民族主义的脆弱神经会带给中国社会怎样的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