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70年前的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在病痛中与世长辞。一个孤独的斗士，敢于刺破现实的勇者，终于在痛苦而焦灼的五十六年之后，终于面对这个字——“死”。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死》中写下了死后的嘱托：“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与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遗嘱中死后速朽的要求不同，鲁迅的遗言中却带着彻底的冷漠和孤独感。这种近于愤恨和决绝的口吻也正和鲁迅晚年的孤独和无助相应，对于社会的愤恨和对于人群的悲观绝望在命运的终途也促使他对自己价值观的宣判。而这个宣判到底是在年老力衰后，终于向这个无能为力的世界低头，抑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在生命最后的关头发出的诅咒？

再往回溯三十四前，正值青年的鲁迅立在往赴日本岛国的船头，望那茫茫大海，该是怎样的感受。倘若鲁迅便以这拳拳之心成了一名医生，历史上又会留下一个怎样的鲁迅，而历史总是不容置疑的回答：有些事必定发生。鲁迅弃医从文的命运转折，并非一种机缘巧合，而是知识分子和现实社会碰撞的必然产物。

严格来说，鲁迅先生个人的沉重命运并不是社会造就的结果，而是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人格的交叠所造成。对于社会改良的美好幻想和对于社会体制的批判和反诘，成为鲁迅早期作品的主要声音，但随着批判的深入，其原本的理想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逐渐破灭而不得不抛弃，也从而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为现实性或者说功利性的认识和理解。鲁迅晚期不再写小说和做研究，而一门心思造匕首投枪，试图更快了结这个破败的现实。鲁迅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与其他文人温和的现实策略不同，力主推倒然后重建，而不是为现有的雕塑粉饰和修补。

鲁迅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也为其人格带来一些悲剧性的因素：其作为文人的一生都追逐于笔墨战场的中心，不是攻伐便是防守，饱受人世和社会的伤害，却从不思退而求存，这一方面是鲁迅斗士精神的展现，另一方面也是鲁迅一生落寞和孤独的本因。其越是受到社会的冷落和打击，便越是充满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而与之相应的，其对人世和社会的厌恶可谓与日俱增，“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正是这种激愤式的战斗姿态使得他不得不在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仍然以冰冷的态度来迎接即将而来的命运。

鲁迅之死，不仅仅是一个勇者无惧的死，也是一个斗士绝望的死。无惧和绝望，可以说是鲁迅晚年心态的最真实写照。而正如他具预言的遗言中所警觉的一样，他的死亡并不是他沉重命运的终结，而是被利用的开始。

从此，鲁迅将不再是原本的鲁迅，而成为一个被异化的人，一个钦点的坐标，一个政治的符号。而这个符号原本是快乐还是悲伤，都不再为人所知，也不再有人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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