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历史笔记

常识的瓦解是对既有观念和方法的怀疑和破坏，对于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言，常识的瓦解是必然的变革基础。

一个社会和组织能够稳定存在要求建立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而这种判断标准需要作为常识灌输给组织内的个体，以此作为维系组织合理化运作的观念力量。因此，在任何一场变革之前，觉醒者首要要进行的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常识进行检阅和批判，以此来摧毁旧有秩序的合理化基础。

现代化以一种令人振奋的方式发掘了人的力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威替代了宗教和道德的世俗力量，他发现和肯定了人类的力量。但在这个伟大的“除魅”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创造了另一个神。

其实从古老的《诗经》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情爱并不似后人通常认为的是中华文化生活里的忌讳。而是随着社会“教化”的逐步进行，逐渐产生了道德的筛选，才成为后来极端的《烈女传》这样的形式。

后现代史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抛开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不以国家、精英、经典为纲，而是另辟新径，专注历史进程中的某个侧面和局部，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重要的是历史的本质——“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传统史学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上流阶层，研究的结果是否还能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研究21世纪初的这段历史，他们会研究什么？911、伊拉克战争、反恐、火星探测，这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对真实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来说，用这些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真的是那么的贴切？或者《还珠格格》的热波、超级女生，达芬奇密码，这些流行的、通俗的东西更能形象的描述我们的现实生活。而这也正是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分歧所在。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宏观和趋势，而现实生活是在进行群体雕塑。学术研究往往偏离了真实的历史景象，却利用史料和方法论编织了一个重新嫁接过的历史的“幻象”。

在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的印记，是一种目的论的学术。“以史为鉴”的观念深刻影响着帝王将相和历史记述者，因此王朝更迭之后，编修前朝历史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带着某种功利性的态度进行的历史研究必然会存在着宏观性和断章取义的研究方法。历史被割裂，被曲解，被篡改和重新组合，历史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创造物”。撇开历史的真伪的问题，另外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研究是否就是为了得出某个结论，因此历史本身也就是一种目的论的进化过程？——历史研究的角度转换正在于一个重要的观念变更，“历史是全景的”。

葛兆辉：“当想象到处弥漫的时候，道听途说就构成了想象的结论，想象的结论被相信想象的人听到后，就被当作是真实的。”“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事实，实际只是想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后现代史学并非否认过去，而是广泛的怀疑我们所了解的过去。从崭新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做的事情基本相同，历史仍然是一种叙事性的文本，我们对于过去的所有认知都源于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读。在历史文本被解读的那一刹那，历史已经不是过去。因此，后现代史学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为了树立真实的历史，而是拆除历史的伪装。

但后现代史学在怀疑一切之后也会怀疑自身怀疑的实用性。因为它发现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也被自己所剥夺。既然怀疑，也就意味着历史不可能被正确书写，但后现代主义史学也同样无法提供一种书写的“理想类型(韦伯 语)”，后现代主义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史学是一个自身的“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