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荆夫：

“生活对我们可能不公正。可是我们对自己必须公正。”

“我觉得，光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承认人的自然属性（生理的、动物的）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以前倒是经常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所谓”文明'就是人的自然属性逐渐泯灭的过程。无论是宋元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还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理性”，都是将人放在一个思想进化的历史阶梯上，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对于动物性的背离上。

这种草率的简易不仅使得人对于自身有着过高的期待，也使得人们在“文明化”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温和的暴力。

但是在何荆夫所处的时代，人性一股脑的被归结为（社会蜕化必经的）阶级斗争的对立面上，因而也有着看似肤浅而实则深刻的反省。

李宜宁：

“我说要把精神和生活分开，并不是完全不要精神。我认为精神生活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我是降低了要求的等级。我同样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这句话算是为Rocky写的...

欢欢：

”阿姨，我教你：什么事也别想，谁的事也别管，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到老了，就退休，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拳，买点白木耳炖炖吃。噢？“

这里的欢欢是李老师的读小学的女儿。这段话可能然很多人开心一笑，的确，这样一种老成的话在孩子的嘴里说出来，总是让人感觉有趣的，并且我们也会认为孩子对于社会有着这样的”理论“，确实存在着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孩子的思想十分敏感，并且有较高的要求，而对于自己却放宽了尺度呢？这段话在任何一个成年人嘴里说出来为什么都是那么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