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谁为那花季少女高莺莺而痛哭呢？没有。四年前的一起案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吵吵嚷嚷之后，似乎又要盖棺定论了。

2002年3月15日，少女高莺莺跳楼死亡，不是普通社会新闻，而是一场政治谋杀，而高莺莺死亡之后的离奇事件，让人不得不重新审问我们的生命权何在，法制社会的公正何在？当时间转到2006年8月18日，襄樊市人民政府召开认定高莺莺自杀死亡的发布会，高莺莺只能死不瞑目，对于这个愚弄老百姓政府彻底失去信心。

在官方的报告里，永远没有逼民反的地方政府，只有聚众闹事的大石村民，没有贪污腐败的官员，只有衣衫不整跳楼自杀的高莺莺...

那些无地可耕的乡亲，那些失去女儿绝望的母亲，他们唯一想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个可以让他们能安慰自己的说法。然而，说法在哪里？在一个没有权力制约的社会机制下，只要统治者需要掩盖，人民寻找真相的机会就等于零。

政府发言人衣冠楚楚在人民面前大方厥词，媒体在黑纸白字上满纸昏话，调查调查，谁查谁啊？腐败的下马，那是因为你朝中无人，渎职的倒台，没关系，耐心等等，尚有他用。中国政治改革的瓶颈并非权力监督，而是一党执政而必然产生的对于权力的垄断和监督的不可能。一党专政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控制是不平衡的，他必然在某种内在欲望下而逐渐扩大政府对于公民的权利的倾轧。而为了维持政党的内在和谐和稳定，对于政党的管理也只能局限于从上而下的细节制约。如此，为了一个稳定的官场政治，也就决定了要将无耻进行到底。

有一位英国诗人说，背信弃义从来不会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没有人说他背信弃义。而在现实中来说，人们根本没有说背信弃义的权利——因为你没有话语权，只有政府有掩盖真相散布谎言的能力——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这更不可能是一个开放社会。

公元前400多年的柏拉图说，“尽管只有少数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却都能评判政策。”

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起草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十七条，“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1779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起草的《独立宣言》，“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加民众地安全和幸福。”

我们所有期冀能在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获得权利的幻想都统统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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