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的源泉是存在的虚妄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永恒的破灭。生存就是为了死亡，存在就是为了消亡，人类悲剧性的命运由此产生了生命的悲剧意识。

　　辛涅科尔《欧伯曼》第九十封信写道，“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也许如此；然而，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毁灭吧，再说，如果等候在我们面前的是‘空无’。那么我们不当在意它，否则它将成为不可改变的运数”。

　　——这其实是人在悲剧性的理性之下唯一能进行的自我解脱，就像乌拉穆诺说的，当理性肯定它，生命却要否定它。只是，只是生命倘若真是悲剧的，那么这种真正的阴郁和绝望，必然是不能说不能见，它又如何诉诸文字？一个远离人群的人，倘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悲苦的，那么他又如何意识到这种悲苦，并学会哭泣和哀伤呢？

　　在这里就出现了悲观主义的悖论：生命的第一次绽放，随着而来的悲观主义为何在人类的自我解脱中被推翻和放逐？悲观主义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否真的相对呢？

　　在上面那个例子中有个前提：一个远离人群的人。一个远离人群的人，不能称之为社会人，他的生存境遇和我们社会中成长的人的命运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在成长中树立了我们的价值观，开始有了梦想和希望，对，就是梦想和希望，这是社会生活和离群索居之间重要的分水岭。因为梦想和希望，人们才有可能对抗生命的悲剧意识，保护自己不被这种悲剧般的理性所吞噬。所以就如辛涅科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不去想“它”，才能摆脱这种必然性的命运。———不过，这似乎只能说是一种积极的逃避，而不是真正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是西方哲学的残缺一角。倘要修补这个残缺，我想应该到东方智慧中寻找关于生与死的秘密。

　　在东方的智慧中，死从来都不是一个悲剧的意象。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世俗的角度，死都并不是永恒的幻灭，而是永恒轮回（借用尼采的词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国，结婚和丧礼被成为红白喜事，因为死亡既是对于尘世痛苦的一种告别，也是人生文章的最后一个句号。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否应该加一句，未有死，焉有生？

　　生与死的个体冲突是西方的审视角度造成的，在东方智慧中这个角度被扭转，因为东方哲学的思维总是将眼光投向统一和全体，忽略了小我的痛苦和悲哀。当你以一种宏观的角度看芸芸众生，你会发现生命的意义在于新旧交替，生生不息，而并非追求自我的永恒。这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思维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蒋金镛在《人生小酌》里写道：“只有一种死，永远也不代表毁灭，那就是：自落的花，成熟的果，发芽的种，脱壳的笋，落地的叶……”只有东方的视觉才能敏锐捕捉到生命意象中的不朽，从而与生命的悲剧意识插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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